2020年10月28日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名法国史专家高毅老师应邀为我院师生作“法国大革命意义新探”主题讲座。此次线上讲座为我院京师史学名家前沿系列讲座之一，由历史学院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庞冠群老师主持，吸引了约350名高校师生及社会听众。

高毅教授的讲座从大革命史学史上“传统派”和“修正派”的论战切入，指出经分别以科班和孚雷为代表的两波修正主义思潮的挑战，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史学逐渐成为具有支配性的研究路径，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经美国新文化史大家林·亨特的倡导，人们开始普遍相信，法国大革命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创造了一种民主共和主义的“新政治文化”。高毅教授指出，林·亨特的相关论说实际上意在凸显法国大革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尽管她认为由于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过于“激进”，只讲“平等”而忽视“自由”，以至于大革命对现代国家建设的作用乏善可陈。

高毅教授接着着重讨论了近代世界史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概况，并把法国大革命的实际作为与之紧密勾连了起来。依高毅教授之见，“民族国家”的建设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其要旨是要通过构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国家形态来保障和增进国民的世俗幸福，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要扫除封建割据、结束贵族领主之间的战争状态，来实现国内和平。这个工作是在绝对王权主导下进行的，也得到了渴望和平的平民大众的支持。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时，欧洲就已经出现了一群这样的“民族国家”。但平民大众随即失望地看到，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因为国内战争虽然平息了，但更血腥残酷的国际战争却一场接一场地打起来了。这一方面是重商主义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在作祟，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王权领导国家的必然结果：因为王权的统治基础是天性好战的贵族阶层。

高毅教授认为，正是“民族国家建设运动”遭遇的这一困境，使“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注定要成为启蒙运动潜在的核心主题。大多数法国启蒙哲人之所以仇视王权和教权，根本原因就是这些权力的背后有一个天性好战的传统贵族势力。卢梭对圣-皮埃尔“欧洲联邦”设想的批评，就闪出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民权取代王权”为前提的思想火花，尽管他感到这种解决办法在当时并不现实。但后来的康德还是在肯定卢梭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于1795年写就了名作《永久和平论》。康德的主张长期被认为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但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包括美国大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从这个主张中看到了人类摆脱战争危险的唯一希望。

高毅教授指出，建构“王权民族国家”，继而把它改造成“民权民族国家”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事关人类的“永久和平”之梦——一个进步人类永远都会去努力追求、代表着历史发展正确方向的梦；而从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来看，这个历史事件其实一直都是这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首先，很多事实表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本来就是出于建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需要，因为这个在路易十四时代表面上很成功的建国事业到18世纪出现了严重的衰败，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救国”，而这在当时的法国只能通过民众动员来进行。诚如托克维尔所见，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完成了路易十四的未竟事业。而由于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大革命也就顺势完成了“王权国家”向“民权国家”的现代转型。也诚如托克维尔所见，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这个“民主化”进程曾深受法国启蒙运动中带有“革命民主气质”的重农学派的影响，同时大革命也须臾不能离开民众的支持，结果革命者所倡导的“民主”也就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刻意注重“民生”问题的“激进平等主义”取向，而这在不需要发动群众的英美革命中是看不到的。于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便出现了林·亨特所说的那种重“平等”轻“自由”的“新政治文化”。

高毅教授认为林·亨特对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直觉是正确的：法国大革命倡导的“民主”与在当今西方被定位一尊的“自由民主”的确有很大距离，也许称之为“平等民主”更为合适。不过高教授并不认为这种“平等民主”像亨特所想象的那样乏善可陈。他指出，“自由民主”其实是从洛克政治自由主义学说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属于与法兰西文化或欧陆文化颇为异趣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它在今天的西方被定于一尊，只是因为美国在战后做了西方霸主的缘故。在高毅教授看来，正如盎撒文化和欧陆文化永远不可偏废、只能相辅相成一样，“自由民主”和“平等民主”之间也必须相互尊重，保持一种互补共融的关系。

高毅教授最后做出结论：法国大革命的实际意义，主要地并不像“传统派”和“修正派”所争论的它是不是一场推动了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像林·亨特所说的只是创造了一种不干正事、耽溺于种种象征意象的“新政治文化”，而应当在于它通过创立一种“平等民主”，为以“世界大同”为最终目标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选项。高毅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若想正常发展，似乎都必须同时承认“自由民主”和“平等民主”的正当性，以期能够兼蓄两者的长处；若依仗某种霸权的强势，一味贬斥“平等民主”而维持“自由民主”的一家独大，则只能误入歧途。

在提问环节，高毅教授回答了有关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之间联系等问题，现场讨论气氛热烈，许多听众表示受益颇深。

（历史学院世界近代史教研室   撰稿：查少琛）